赠刘景文的诗人是谁
赠刘景文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任知州时送给好友刘景文（名季孙）的一首勉励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赠刘景文的诗人是谁，希望大家喜欢。
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极“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苏轼作为伟大文学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作为民本主义者的苏轼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本文则论述重点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政绩。
一、苏轼民本思想的形成
苏轼在少年时期，其父苏洵常游学在外，他和弟弟苏辙的教育就落在母亲程夫人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有一天，程夫人带着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一名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权贵，被诬告判了死刑。临上刑场时，他向妈妈告别：“儿子不能尽孝，请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正义舍弃了性命，当妈的支持你。”小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很平静地回答：“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轼立下“奋厉有当世志”。
苏轼八岁时，祖父苏序曾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道士张易简熟读《道德经》《庄子》。苏轼深受影响，后来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后常常流露出“老庄”思想。之后，苏轼又先后进入眉山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名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轼）熟读儒家经典，深深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熏陶。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不仅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本观。
对苏轼形成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尚书》。我国最早提出“民为邦本”的是《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所谓“五子”是指夏启的五个儿子，也就是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尊位，不理国事，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众民怀有二心，他竟然毫无节制，仍然到洛水的北面打猎，百日不回。五位兄弟及其母亲在洛水等侯他。这时，五位兄弟都埋怨太康，追述先祖大禹的教导而写了《五子之歌》，希望太康引以为戒。其中第一首则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原文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段话是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的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一个人已经多次失误，难道要等到众民造反时才去考察民怨吗？应当在没有形成大的民怨之前就去考察啊。我治理天下众多的老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一样小心谨慎。做君主的人，怎么能对天下人民不敬不怕呢？
这就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它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主应持的态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孔子的“民者君之本”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的“君民舟水”说，无不源于《尚书》这一民本思想，都是对《尚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年轻时就对《五子之歌》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专门的解释。作为以儒学为基础的苏轼，深受其影响，“民为邦本”的思想遂成为他一生“奋厉有当世志”和为人、为官、为文的航标。
二、苏轼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重民、爱民、忧民、利民、富民，兼而有之，融为一体，贯彻始终。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天下使君主之”，他认为，皇帝仅仅是主持执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自己的民“主”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
苏轼在《策略五》中说：“臣闻天下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苏轼认为，如果君主高高在上，随心所欲，依仗君权来统治天下，就如同“累卵”立在“太山”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和平时期，还可以相制，一旦发生战乱，还有人会听从你的指挥吗？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
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 、“木” 、“灯”和“鱼”，而把人民比作“太山” 、“根”、“膏”和“水”，这同荀子把“人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处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鱼就会x死。
苏轼就是怀着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入仕为政的。
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
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他完全有条件一帆风顺地登上宰相的高位。但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宦海沉浮的磨难。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品质可以用“宁为民碎，不为官全”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命运集中表现在对待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关键人物上。
首先，看他在对待王安石的问题上。
苏轼22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岁时作为京官下派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职官员。31岁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岁那年免丧入京。这时，正值王安石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王安石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不能为了升官而放弃自己的民本主张。一到京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司马光一遍，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要害是“富国”而“贫民”。
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八品文官，他明明知道神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宗的批评。“渎犯天威”是要杀头的。若无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心理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苏轼初入政坛，便站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处处与权臣王安石相左，在自己的仕途上树起了强大的对手和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变法派的排挤和打压之下，他只得请求外放，到杭州当了一名通判，放弃了步入朝廷权力中心的机会。尽管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期间，抵制了变法派“损民”的错误政策，践行了他的民本主张，但却遭到变法派的嫉恨，以致酿成了几乎杀头的“乌台诗案”，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
其次，再是看他在对待司马光的问题上。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北宋政坛又一次发生剧变。宣仁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掌权后就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自然得到“骤迁”。五月，被任命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官阶七品。九月，又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官阶六品。十二月，再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官阶六品。次年，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为为中书舍人，官阶四品。九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正三品。短短的十七个月，从一个贬谪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能与司马光保持一致，接替司马光宰相之职势在必然。可是，他偏偏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因而遭到新旧两派的排斥。苏轼不得不再次请求外放。朝廷也顺水推舟，让其出知杭州、颍州与扬州。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驾崩，哲宗亲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党人”受到打击，苏轼首当其冲。短短几年，换了四五个地方，在京城几个月，换了五六个职位，终不得重用。元祐八年，又离开京城出知定州，次年再次以所作诗词多涉“讥讪”朝廷降为左承议郎，贬往惠州、儋州一带，短短的五六年中，朝廷连下五道命令，一降再降，贬为惠州宁远军节度副使、琼州别驾，由一个“从二品”的高官降到九品小官，一共降了八个品级，十四个官阶，几乎死在海南。
由此可见，官可以不做，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不能丢，他把信仰看的比做官更重要。
四、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几十年来，所谓列宁所说的“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观点成为评价王安石的主流观点，苏轼也就成了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其实，列宁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完全是一个“误引”，早在1984年8月24日，李存山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予以澄清。
王安石变法前后只有16年便以失败告终。苏轼为什么批评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民”。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质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强迫向农民征收新税，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高x贷款的。
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其实质就是国家以低价收购滞销货物，然后让商家贷款购买或赊货，国家收取息金和交易费。市易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大批管理人员，贪腐成风，开销巨大，税率剧增，大批商户不堪其苦，纷纷倒闭。市易机构为了收回欠款，招人催欠，民不堪命。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服役。这本来是一项改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钱时，增加了高达40—50%的附加税。朝廷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此外，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用24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同步提高呢？请看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
“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仅仅两浙就饿死这么多人，其它地方还未统计在内。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有7000万到8000万，而饿死的人数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的。
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惊心。苏轼在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欠政府税款）所压，死亡过半”。这说明百姓的苦难不是局部的，而是“天下大率皆然”。苏轼还揭露说，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他们以催收“积欠”为职业，手段暴虐，横行霸道。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一位“国本主义”者，执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大量血汗，大大助长了官僚的贪污腐化之风，而苏轼是一位“民本主义”者，当然要坚决反对。
五、以民为本，政绩永存
苏轼一生，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登州、定州等八地任知州，在凤翔、开封、杭州三地任从官。他关注民生，发展生产，为民请命，减赋解困，政绩辉煌。即使在流放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也没有忘记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践行他的民本思想。
在凤翔。苏轼给全国最高财政长官蔡襄和宰相韩琦写信，请求免除当地贫困百姓所欠的官钱、官物；革新“衙前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呼吁把一直由官方垄断经营的茶、盐、酒、矾等货物放开，让百姓经营。
在开封。神宗皇帝下旨收买浙灯四千盏举办花灯节。官吏强行降价收购，百姓敢怒不敢言。苏轼上《谏买浙灯状》，指出“陛下以灯为乐”失去了圣上爱民的宗旨。最终皇帝采纳了苏轼的建议。
在杭州。苏轼两度为官六年之久，重凿六井，解除杭州人民饮水之苦。疏浚西湖，筑苏堤，建六桥，修九亭，创办医院，赈济灾民。杭州人民感谢他，家家户户都有他的画像，为他立“生祠”纪念他。
在密州。苏轼带领百姓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整肃流贼，收养弃儿，检敛饿殍。而他本人却十分清苦，“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常采“杞菊食之”，建议朝廷给百姓一条生路。
在登州。苏轼在职只有五天，发现官盐囤积居奇，抬高市价，百姓买不起盐。苏轼上书奏请朝廷，历数官商垄断盐业危害，建议允许百姓靠海吃海，自由买卖，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赞誉。
在颍州。苏轼果断阻止劳民伤财的开凿八丈沟工程。苏轼到任颍州后，便实地考察与测量，衡量利弊，连上三道奏状，说明开凿八丈沟，毁坏良田，劳民伤财，坚决阻止了这项“形象工程”工程，受到颍州和三县农民的拥戴。
在扬州。苏轼废除了地方税务年终“增额有奖”的规矩，缓解了税吏的“刻虐”行为。果断地废除了扰民、害民的“万花会”。两次上书朝廷，要求减免百姓所欠的官税。
在定州。他推广水稻技术，让当地百姓吃上大米。
在他一生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忧民、为民、利民、富民的光辉业绩。
六、徐州，苏轼践行民本思想的辉煌地
在徐州，苏轼任职将近两年，更是他践行民本思想、关注民生的辉煌地。
其一，取得抗洪胜利。
苏轼任徐州知州不到三个月，黄河在澶渊决口，洪水直逼徐州城下。苏轼表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决心“以身填堤，与城共存亡”。他结庐城上，率领军民，筑堤防水，奋战70多个日日夜夜，取得防洪胜利。他还用朝廷奖励的2419万两白银改筑徐州外城，修建黄楼。黄楼就是他指挥抗洪胜利的历史见证和丰碑。
其二，白土寻煤。苏轼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成功寻找到“石炭”（即煤炭），不仅解决了百姓做饭取暖问题，而且为利国冶铁提供了高效能的火力能源。苏轼欣喜之余，作《石炭并引》，描写了开发煤炭时万众欢腾的喜悦情景，揭示了开发煤矿对于锻造兵器和生产工具、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这是苏轼为徐州百姓留下的历史功绩。
其三，祈求停雨。苏轼初到徐州，阴雨连绵，田苗受涝。徐州西南二十多里处，有拔剑泉和汉高帝庙，苏轼让苏辙陪同祭汉高帝庙，祈求雨停，并请苏辙作《祈晴文》。
其四，石潭祈雨。苏轼来徐第二年，春旱。他率领僚吏到城东石潭祈雨，还写了《徐州祈雨青词》，其中写到：“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祈求“天神”降雨，盼望大麦、小麦能够得到丰收，让百姓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
苏轼到城东石潭祈雨后，果然下了一场喜雨，于是再到石潭谢雨。一路之上，亲眼看到麦收时节欣欣向荣的农村风光，满怀深情地写了《浣沙溪·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
其一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大意是：红彤彤的阳光照红了清澈的潭水和溪流，鱼儿游来游去。树木繁茂，一片暗绿。晚上栖宿的乌鸦藏在里面谁也看不见。活拨好奇的青年人见到太守到来，慌忙地躲起来，听到谢雨的锣鼓声又钻了出来，把看到太守的新闻告诉采桑的姑娘。
其二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大意是：村姑急匆匆地梳妆打扮一番，三五成群地挤在篱笆门前去看太守，结果把用茜草染红的绸裙子也踩破了。赛神集会后，祭神的供品引得乌鸦在村子上空盘旋飞舞，醉酒的老汉卧在路边，一直到黄昏。
其三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大意是：层层的麻叶苘叶闪闪发亮，煮茧的香味香满村。蚕妇的笑语，阵阵飘来。缫丝的声音，瓜贩的叫卖，交织在一起。白发老人拄着拐杖，捋着清嫩的麦子炒熟后充当干粮。太守还亲切地向他们询问豆子的生长情况。
其四
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大意是：纷纷飘落的枣花沾满了衣襟，整个村子响起了煮蚕抽丝的缫车声。农民在古柳树下，把黄瓜摆在用蓑衣上，不停地叫卖。酒困路长，昏昏欲睡，夏日高照，天热口渴，太守随即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讨碗茶喝。
其五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大意是：雨后草青，路不扬尘，桑麻油光发亮，像水洗一样。我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过着这种农耕的生活？作为太守的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啊！
这是苏轼描写九百年前徐州风俗民情的一组经典诗歌。
五首词，五幅图，反映出徐州乡村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和苏轼关心百姓的情怀：村姑蚕妇，野老农夫，勤劳朴实，闲适自乐；官民之间，鱼水之情，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真乃一组“官民同乐图”。
其五，关注冶炼。
苏轼高度重视利国铁矿的冶炼，他多次到利国考察，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强调指出：“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每冶百余人）。冶户皆大家，藏镪（钱币）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制造）……数千人之杖（兵器），可以一夕具也……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精辟地论述了利国冶铁的重要战略意义。
其六，规划徐州宏图。
苏轼决心彻底治理徐州，写了3700余言的《徐州上皇帝书》，从四个方面规划综合治理徐州的宏伟蓝图：一是扩大地方武装，采石建筑瓮城，让徐州数年后固若金汤；二是在利国组织民兵，抵御盗贼袭击；三是改善士兵生活，禁止赌博酗酒；四是破格提拔任用地方优秀人才。
苏轼调离徐州赴湖州上任时，徐州百姓，成群结队，箪食壶浆，挽住马头，献花献酒，依依惜别，有的不禁失声痛哭，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