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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治河工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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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吉铁路线上乘列车或驾车行驶在沈吉高速公路上,路过北三家乡,遥望南山脚下,浑河绿波荡漾,紧依着长长的河堤如一条碧绿的锦带,向西飘去。东半部分人工培育食用菌大棚排列有序,颇为壮观。西部平坦的土地上,水稻一池连一池洼,宛如晶莹的宝石嵌在群山之中。

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治河工程散文

就在这片静谧的土地上,43年前有那么一群人,虽说并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却也说得上是一帮不屈不挠的硬汉。虽说并没有没有留下功标青史的伟迹,可也做出了名符其实福荫后代的益事,那就是当时耗时两年多北三家大队的山水林田路治理工程。

我是1968年做知青踏入这片土地上,有幸亲自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至今人们仍然清楚的记得,七十年代的北三家公社是全县工作最落后的乡,所属各生产队集体经济普遍薄弱,公社直属企业弱小,全乡人均收入少的可怜。不管县里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不得不出席会议的公社领导和工作人员低着头悄悄地坐在最后不显眼的角落。

那时,清原境内的最大河流浑河,在北三家村、西堡村境内,河流靠近村落,左拐右折就不情愿走直路。河两岸柳树毛子比比皆是,杂草丛生。常年水量充沛,降雨稍大一点,距离河道较近的地块多被洪水吞没。如果发点脾气,家住大河边的社员就倒霉了。两个村子人均耕地少得可怜,仅有的那么点耕地还多数是山地,只能种植些粗粮,祖祖辈辈守着大河却很少能吃到大米。

1974年,县委把在县城工作的李荣春同志调到北三家乡任党委书记,主持全乡工作。他上任第一天起就暗暗下决心改变公社的落后面貌。他骑着乡里的旧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到一个村子蹲点,有时一住下来就是一两个月,在县城工作的爱人邹素兰,找不着失踪数月的李书记,时常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汪桂林发火:“为什么一两个月都不回家,什么是远,就隔两站地,乡里穷得连3角钱的火车票钱也拿不起了!”

在西堡村听到时任第五生产队长的赵宝民述说经常遭受浑河为水害的痛苦,李书记感同身受。1975年,公社党委李迎春书记与乡长阮廷勋反复研究,决心举全乡之力,坚决把身边的千年浑河调到南面远离村庄,减轻水害。用挖掘新河道的土壤填积旧河道,将其改造成高产水田,以增加耕地面积,力求达到一举两得的最佳效果。

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大环境下,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单凭区区一个小乡,真正做起来难度远远超出想象。身为班子一把手,李书记发出了大家跟着我干的号召,委托副主任吴春山主抓。就这样,一场北三家公社前所未有的工程在艰难中起步了。

由吕兴久带队的抚顺市革委会农业组包社工作组,被这些作风务实的基层干部精神所感动,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安排水利部门调拨部分治河专项资金,协调市属企业支援。抚顺挖掘机厂主要领导专门来公社了解情况后,指派王厂长亲自带队安排两辆东方红T100履带式堆土机,驻村参与施工。隆隆的`机鸣声,起早贪黑地响着,把本不是自家的事,干得比自家的事还好。那一颗颗赤诚的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山沟里的人们,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北三家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增顺,当时第五生产队(现西堡村)队长赵宝民(两人均已离世),这些朴实的农民,没有什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只有默默地奉献。明明知道一下子投这么多人力、物力,几年之内根本见不到实效,而且当年就会拉低生产队分值,减少社员实际收入,他们苦口婆心地作群众思想工作,很快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投入治河工程,在不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经常整天盯在治河工地上。

全公社各生产大队服从公社统一安排,竭尽全力参与,都自觉做到要人出人,要物出物,没有一句怨言。派来的搬运土石的马车,草料一律自备,各村派来支援的社员一律自带工具、午饭。他们天蒙蒙亮就从几里,甚至二十几里外赶到工地,傍晚黑得看不清路才收工。没有强制规定,没有人专职监督,干活全凭一颗真实存在的良心,今天想起来他们来仍觉得那么可钦可佩。

中学学生利用学农课时和周三周六下午举着红旗来到工地。公社中心小校高年级学生不甘落后也纷纷涌到工地。两人抬着装满土的篮子飞跑,锹镐挥舞,红旗飘扬。当时的场景不是“热火朝天”一词就能表达完整的。

公社领导班子自从工程开始就很少休息,汪桂林副主任只要有一点时间都跑到工地上。公社机关全体干部一律定期到工地和社员一样,撸起袖子挽着裤腿劳动。“五.一”劳动节也不休息,革委会汪桂林主任对着坚守在工地的机关干部还笑着说:“‘五.一’劳动节不就是劳动的日子吗?”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情景,一位年轻的妈妈(当时我并不认识她),忙得忘了给婴儿送奶,婆婆抱着饿哭的孙子来到工地,这位还只有二十几岁的小媳妇,休息几分钟后就地坐下,当人们的面解开上衣扣子,挤扔两下奶汤后便喂起宝宝。还很年轻的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个人真差,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好歹也是知识分子,个人行为怎么这么不检点。后来仔细想,那也实在是苛求她了,工地到处是人,你让她往哪躲。

我当时在公社农机厂工作,那段时间经常下了零点班后随便吃一点从家带来的饭,便骑着自行车去大河边,厂党支部书记柏树深已是年已近六十岁的老人,和我们小伙子一样干,还时时扯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咱们小名也是工人,别给我在农民兄弟面前丢脸。”那时代人就是傻,干一天活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就这么几句话,挑动得我们一刻也舍不得歇息,个个满头是汗,下班后两腿累得连自行车都蹬不动。

凭着双手双肩,这群钢打的汉子,铁铸的女人们,从东到西,硬掘出一条笔直的新河道,从东面铁路桥开始到西堡村西,堆起一条长度足有五公里的河堤。老河道里,数以万记的树根被一个个连根刨除,低洼处垫上一车车从新河床挖来的土。蚂蚁搬家似的,新造水田50多亩旱田40多亩。在当时看来,这可都是天文数字啊!难怪北三家社员看着新增加的大片平整土地,心里都乐开了花。

调皮的浑河终于被英雄的北三家人民驯服,乖乖贴着笔直的大堤滚滚向西奔去。长长的河堤它战胜了无数次肆虐的洪峰的侵犯,日夜保护着北三家、西堡村的安全。2013年,突发千年不遇的“8.16”特大水灾,也只在北三家村东铁路桥南不远处冲毁一段,为北三家村、西堡村4000村民的安全撤离赢得宝贵时间,在村党支部书记唐秀带领下奇迹般创下零死亡零失踪的记录,最大限度减轻了群众的损失。

北三家公社干部和群众,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近千个日夜,用坚强的意志,无数的汗水书写了清原县历史上战天斗地的辉煌篇章。然而事隔43年的今天,让我不解的是,翻开洋洋百万字的县志竟然无一字关于此事的记载。

今年,在春风又绿河两岸的时节,我踏上曾经工作近十年的北三家这块土地,走在曾经流过汗水的河堤上,不经意打通当时的公社书记,早已从市人大退休的李荣春的电话。我问道:“李叔,我查过很多档案,怎么没有发现咱们当年治河工程的文字记载呢!”

“那时候,事情多得拼命地干都干不过来,哪有心思有时间坐下来写宣传材料。活干完了,内心对得起社员,对得起组织,自己看着舒服就行啦!没有人想的那么多。当时根本就没有上报过一份治河工程的书面总结报告,档案局里自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了。”我和已经从县人大主任岗位退休的汪桂林同志谈起这个工程,他说:“当时确实很累很苦,但是工作干完了,就继续忙别的工作了,谁还有心思把这些当回事。”他们平静的话语真让我无语。

唉!面对这样的一代人,我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