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货郎散文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来哎，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这是一首东北民歌《新货郎》每当我听到著名歌唱家郭颂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不由想起童年时候经历的事。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农村度过的。记得小时候，见到的货郎不是推着小车，都是挑着货担。我经常看见挑担的货郎来村里，手里的小鼓摇个不停，马上有一群小孩围了上去，拿自己的零花钱去买糖块吃。走村串巷的货郎一般是中年男子为多，有的时候是一个老头。挑着一副货担，特制木箱里放着各种杂货，上面用玻璃板盖着，就像是个“百宝箱”，里面的货物应有尽有：有小孩子吃的水果糖，有姑娘用的发卡，红头绳，妇女们用的针头线脑，还有小孩子玩的五颜六色的气球。此外，还有日常用品：肥皂，火柴，香烟等。我们小孩子多是买糖块吃，或者买气球玩。那时候杂货价格很便宜，一角钱就可以买一个气球玩，货郎先把气球吹起来用绳子扎紧，孩子们就可以拿着玩了，如果是自己吹很难把握着度，若是用力过猛很容易把气球胀破。我们孩子还喜欢买来玻璃珠在地上打弹子玩，玻璃珠也是五颜六色的很好看。

有时候货郎也不收钱，只收女人的头发，或者鸡毛鹅毛之类的，我就看见经常有人拿着女人剪下来的头发去换东西。还有就是家里的旧鞋子，破鞋子，破铜烂铁也都可以去货郎那里换东西。我就拿过几回旧鞋子去换糖吃。有时候货郎不但卖杂货，而且还会吹糖人卖，在一个小铁锅里用熬制好糖稀，然后用糖稀吹出各种动物，如大公鸡，小兔子，小猴子，还有的是一只小狗，我惊奇货郎的手艺，他吹着的各式各样的糖人活灵活现，非常逼真。记得我多次拿着鸡毛去换糖人吃。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匮乏，而供销社又离得较远，人们要买点东西很不方便，这就是货郎受人们欢迎的原因。不用走路在自家门口就能买到需要的东西，所以每当看到村里来了货郎，人们都很高兴，赶忙去搜集破旧东西去换取自己需要货物。

童年时代的货郎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没有想到，后来我也当了一阵子的货郎。那是我来到南方的第二年，因为要照顾生病的母亲，我初中辍学回到在农村的家里，南方的水田农活很不习惯，我哥哥就和村干部说，让我在村里开一个代销店卖日用杂货。那时候我17岁，自从开了代销店，我家也就成了村民常来的地方，有的来买烟买酒，有的来火柴煤油，有的来买牙膏毛巾。我经常要到10里外的供销社去进货，辛苦自不必说，但比去干农活轻松多了。有时候我还会送货下乡，方圆十几里都是山村，我挑着一对箩筐，里面放着各种日用杂货。我当货郎没有拨浪鼓摇，只好用嘴巴吆喝，每到一个山村，就吆喝一声：“买东西啊——”很快就有许多大人小孩围过来，看是否有自己需要的东西。每次送货下乡都有不错的收获，所带去的杂货卖去一大半。记得那时候我刚回到南方，对四周的村子的路径不熟悉，有个上海下放知青是乡邮员，是他在到各村送报纸书信的`时候带我一起去，慢慢地我就熟悉了。至今我还很感激这位上海知青，记得他姓葛，去年我想通过上海的其他知青打听他的消息，可是他们说几十年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状况如何了。

我当货郎很是得心应手，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我在童年的时候就锻炼过的。记得那时候，我母亲生病卧床，因要看病买药，把家里的许多东西都变卖了。每逢周边村子逢集上会，我就挑着东西去卖，学会了和顾客讨价还价。有时是旧樟木箱，旧皮箱，有时还拿着母亲织的羊毛背心去卖，有的时候是卖水果，我记得卖得最多的是红枣和柿子。几乎每次都是把东西卖完才回家。

我当货郎只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到一个深山的村子里做了教师。

如今提起货郎，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特别是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更是不知道货郎是何方神圣。货郎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远离人们的视线，并且早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岁月，还感叹不已。啊，货郎，作为一种人生阅历，永远储存在了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