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季节的岁月散文

昨天穿着短袖单衣还大汗不止，今天穿了毛衣毛裤还觉得冷。冬天加塞紧接着夏天，中间少了个秋季，让人一下子觉得是那样的不适应，心理上缺少了转换的过程。这样的感觉，已不是第一次了。好在没有外出远行，可随时增添衣服。若是外出，可就惨了。

我还真有惨的经历。几年前老家一崛起的新农村办起一所中专学校，这在我们那山窝里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村支书用世俗的方法来成就高雅，动用了全部关系，邀请省教委、市县委和方方面面的领导出席剪彩仪式。剪彩的日子定下了，村支书打电话给我，说你是老家方圆几十里学问最大、名气最大的文化人，学校老师常在课堂上以你为榜样教育学生，老少爷们不知道省教委的领导是谁，可都知道你，办学校不请你这文化人到场，这算是啥事哩？你回来只要回来往台子上一坐，一句话不说，啥都有了。家乡的喜事，村支书又是远亲表弟，其情甚殷，其意甚切，让人无法拒绝。但让我为难的是，他们定的日子我恰恰有采访省委会议的任务，我也做了准备，不好让别人替代。我把情况讲了，问能不能改改日子。表弟当即表示：那就选个双休日，选哪个我再给你说。他们把日子改在了一个很靠后的双休日。后来我才知道，日子之所以这样靠后，是为了把人等齐，这个双休日张三有空了，李四有事了，那个双休日李四有空了，张三又有事了。等到把人等齐，已是秋末了。

星期五接表弟的电话时，正值秋老虎横行，热得人穿着短袖单衣还直冒汗。晚上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要降温，我就连忙找出秋装。星期六为防意外，我还多穿了件马甲，带着一种期望和喜悦回到县里。当晚住县城，气温一下子降了十几度，我想糟了，山里气温比山外低两三度，再加上穿山风，够人受的。星期天回到老家，远远近近参加会看热闹的乡亲们已是一身棉衣，棉帽、围巾都派上用场了。剪彩仪式特别隆重，非要把群众等齐再开，山里人时间观念又不强，会议开始已近中午。我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罕见地把上衣扣子扣得紧紧的，但也挡不住东北风嗖嗖地往脖子里灌，冻得直想打哆嗦。在家乡父老面前、后辈晚生面前，还要硬撑着坐得周吴郑王的，努力保持着一个文化符号的尊严。等到仪式结束，嘴唇冻得发青，脑子一片空白，空白处“怎么少了个季节”的困惑在哆哆嗦嗦地闪跳。

像这样少了个季节的现象，这些年已屡见不鲜了。我所在的郑州，夏季往往是全国最热的，多次替代长江边上的三大火炉，可与海南三亚相媲热。加之地面大都铺上水泥硬化了，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高楼大厦把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实在是酷热难当。老家也时常传来消息，说老天大旱，庄稼种不上了，玉米卡脖子旱了；要不就是正当小麦扬花灌浆时节，霪雨霏霏，没个好天，耽误了扬花，泡坏麦根。老家安装了电话机通话方便，天气异常，在郑州随时都可知道，让人心忧。现在的农村，家家都有成囤成缸的余粮，庄稼守成的好坏，并不直接影响农民的吃饭，而是关系到下年对农业的投入。农民尚没有更多的生财之道，卖粮食是众多农民现金收入的直接来源。

城里乡里都能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些年老天爷脾气大了，好变脸了，喜怒无常了。城里人说归说，无非生活中增添了些不方便罢了，农村人说来那就是切肤之痛了。农村不少地方还是看天吃饭，天气的喜怒无常往往决定着农民的喜怒哀乐，决定着对干部们一些说法接受与否。当旱涝不止时，农民们特别讨厌听什么“人定胜天”，他们会当面鼓对面锣反驳：解放初不说人定胜天，咋风调雨顺？风不调雨不顺了，你再说人定胜天又有啥用？细想想，大字不识的老土们愤懑中却也蕴含着哲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虽然不能说年年风调雨顺，倒也相差无几。当老年人念叨着“地里可是旱了，该下雨了”，雨常常就淅淅沥沥下来了。即使下得过一些，老年人也都会宽容地说：“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啥事能恁可心哩？”当雨还在继续下时，老年人凑在一起聊天时就祷告着说：“老天爷该歇歇了，再下就耽误农时了。”一人这么说，别人也附和不说“该歇歇了，该歇歇了”。说来也怪，老年人这么三祷告两祷告，说不定后晌就雨霁天晴。遇到这种现象，常常成为老年人日后议论和感慨的话题，说上好多天。中国的老百姓讲“天人感应”，“天随人愿”、“老天报应”、“天爷怪罪”，几乎是他们的口头禅，大自然的喜怒哀乐，让他们敬威。老年人也常常用这些自然现象教育年轻人多做好事，积德行善，“头顶五尺有神明，作恶行善，老天爷都看着呢！”这样的教育，成为农村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美德教育和哲学教育。

这种天随人愿的现象，往往一来就是好几年，种啥成啥。老百姓就说遇上了好年景，或者是遇上了好时光。小孩子们可不管那么多，只要有得吃有得玩就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关心的是下沟的泉源是否畅流。所谓下沟，就是我们村西边石崖下的'一道沟。我们那里属伏牛山余脉，一座座山由蜿蜿蜒蜒的小河串联着，山的两坡，一道道逶迤而下的岭就像山的肋骨，撑起山的丰满。岭的两边平展些的地方，就是农人耕种的田地。田地的两边，遍布着稀稀拉拉、鸡犬之声相闻、站在大门口就可对着说话的院落。上上下下的院落拼凑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是山的生气所在，山的精灵在这里繁衍生息。一层一层的梯田，一层一层的院落，连接大小不等院落的就是一道沟了。这些沟是汛期洪水倾斜泻的大道，逢上大雨，山洪顺着这些山沟一泻而下。每一层梯田，都是由一道道拱形的石堰支撑着。山洪倾泻时，在石堰边上形成一道道浑黄的瀑布，从山下往上看，一道道浑黄的瀑布连接成一道长长的黄绶带，从山腰直挂到山底，煞是壮观。山色在雨后更显得青翠，佩上长长的黄绶带，山更加雄伟、更加神气、更加灵性。夏秋季节的雨水滋润着山的肌体，补充着山的血脉，涵养着山泉。我们村下沟石堰的底角石缝里，有一处长年不断的清泉，清泉有时大些，有时小些，泉水的大与小，标志着这年雨量的大与小。说大，不过有筷子那么粗，说小，就像铁丝那么细。别看这道不起眼的山泉，竟往下十几丈除汇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水潭清澈见底，不知为什么却没有鱼虾，倒常见有水蛇自由自在地游弋，我和小伙伴们看着水眼馋，但谁也不敢下水游泳。

这处泉水，成了我们小伙伴的好去处。在泉水下插上两根带岔的小木棍，随地拽些一种叫抓地龙的野草条，编成小绣球样，中间用一根结实些的细棍穿了，架在岔棍上，泉水冲着小绣球骨碌碌地转，小绣球上的毛毛甩出些小小的水滴，我们伸出弄脏的小手，任凭小水滴的冲刷。后来我们都上学了，放学回来必定要到这里耍弄一番。这种乐此不疲的营生，我们一直玩到1958年。

1958年大炼钢铁，小孩子也被动员到工地上去做贡献了，没时间玩了。要大炼钢铁就需要柴禾，要柴禾就得砍树，方圆左近大大小小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就到老百姓家里搜集木料，木料搜集干净了，就开始卸门板撬门框，理由是这家把木料给藏起来了，卸门板撬门框是一种惩罚，看谁还敢对抗“超英越美”。有的人家不得已只得把为老人做棺材的板子都给拉了出来，队干部说这种板子早就干透了，才好烧呢。被卸了门板撬了门框的，总得千方百计地再安框装门吧，于是就淂到处求亲托友到远处去砍树，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远远近近把树都砍光了。当时大小队干部搞异队交流，不在本队任职，做起恶来没有脸面之忧，卸门撬框，批斗百姓，毫无顾忌，一个个都勇敢得很，凶神恶煞似的。当面谁也不敢说“不”，背过脸来直骂他八辈。老年人见面，大都是感慨、愤慨：“作孽啊！作死啊！老天爷也不睁眼看看！”有的老年人发狠地诅咒：“老天咋不旱哩，大旱他三年，叫子孙后代再也不敢作孽。”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还真应了老年人的箴言，来年就是大旱，大旱了三年，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时各地饿死人的信息不断传来，可惜饿死的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一个大小队干部饿死的。百姓们就说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其中自然暗含了千年王八万年龟之意。到后来十年九旱，我们下沟的泉源从此断流，后辈的孩子们再也没有了我们当年在泉源下玩耍小绣球的欢乐，倒要饱尝干旱带来的困扰和忧烦。

我家所在的山叫云盖山，不是言其高，而是因为长年云雾缭绕而得名。雾霭蒸腾，滋润万物，我小时候山上的野草有二三尺高。阵阵山风刮过，野草随着风势变幻着，或碧浪滚滚，或苍苍莽莽，或白浪滔滔，像巨大的方阵演示着声与色的壮观。这是大自然惬意的欢歌与奔放的舞蹈。叔叔们用扁担挑着一对挽得有模有样的麻绳，到山上去割草，我也十分乐意跟他们上山。尤其是山风回荡之时。我喜欢埋身于涌动的绿草的波浪之中，随着绿草的波浪而扑伏，或者伏在草浪中谛听那种唰啦啦的声响。这种景况，常使我感奋不已，有一种十分强烈的随风腾飞翱翔的激动。我此后曾长时间地追忆、思索、捕捉这种感觉。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临风拔剑、仰天长啸的激昂。

我的这种举动把叔叔们吓坏了。当时山上常有野狼出没，还有一种比狼还要凶猛还要雄壮叫马儿头的猛兽——我至今不知道其为何物，当我淹没在野草中时，叔叔们就以为我膏了狼吻，就惊恐地呼唤我的名字。回家时他们就大讲野狼和马儿头袭击人的故事，说野狼和马儿头的眼珠子平常是竖着的，所以看小孩也是高大的，虽眼馋也不敢袭击；当野狼饥饿难忍时，眼珠子就横了过来，看大人也是矮小的，就会凶猛地扑过来，当然，看小孩子就更小了，其意识中就会有吃点心的感觉和念头，小孩子可就惨了。看我不信，就吓唬我说：你要是不听话，就不带你去寺窝玩。这下我可不敢执拗了。

我们那里是浅山区，土石混杂，难得有一股清泉。小小的清泉，人们从不嫌其小，总是极力保护，尽其所用。寺窝是当地小孩子的圣地，不是因为寺窝有寺，而是因为那里有泉。寺窝在山阳的低洼平坦处，寺院已遭破坏，我小时候能见到四合院似的的构建，都只有半截墙，几尊残缺的石像，石像倒是慈眉善目的。泉源就在四合院构建的旁边，细细的一股水，悄无声息地流出，冲出一窝，泉水在下游几步处汇成一汪，再往下，汇成一潭，成窝成汪成潭处，似是有心人加工所致。那一窝水，是供放牧人和过路人饮用的；那一汪水，是供人洗涮供牛羊饮用的；那一潭水，是供人畜洗澡用的。听老年人说，原来寺院有几个和尚打理，香火还算旺，那泉源就是和尚的水井。后来闹土匪，土匪赶走了和尚，把寺院变成了联络歇脚处，寺院成了罪恶的渊薮。再后来，寺院院墙上方方正正的石块，被扒下来抬上山去垒防土匪的山寨，任凭那些石像在风雨中和人们一道遭受动乱之苦。那些石像倒像无嗔无怨，慈眉善目地打量着山外的时事沧桑。我朦朦胧胧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祸大于天灾。

人祸又一次降临了。五八年开始大办水利，有人就想在一潭水处扩大成一座水库，工程也搞了，结果仍旧是那么一潭，因为水的来源就是那么大，并不因为人们搞大跃进也跟着大跃进。有人就提出把泉源挖大些，被老年人坚决制止了。老人们说，积点德吧，泉源就是些空山水，要是把泉源挖断了，人畜在山上连一口水都没喝的了。三年灾害时，山草被割得精光，从此再没有恢复元气，光秃秃赤裸裸的山体不再涵养水源，寺窝的泉源也断流了。

最使我向往的，是西去十里姥姥家那里的一股山泉。清泉从石崖上一个突出的猪头似的石块缝隙中直泻下来，冲出一汪深潭，深潭的面积像打麦场。泉水从深潭东北处往下流，冲刷出一条深沟，汇成一条小河，深沟和小河一起蜿蜒东去。姥姥家那里，就叫猪头沟，小河就叫猪头沟河。长大后我的脚步迈出了家乡方圆二三十里土地，知道了猪头沟河是颍河的一条支流，汇入淮河。

人类是大自然的子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了这股山泉，夏日酷暑男爷们儿可天天用清泉洗去身上的疲劳，清凌凌的河水成了妇女洁净的依托。有时天旱了，就在河边挖一坑，聚上一坑水，在地边搭起个架子，用撑竿往地里撑水。撑撑竿是一种欣赏性颇高的劳动，是力量和美交织出的一幅图画。撑竿者身上、臂上遒劲的肌肉是美，光脊梁上沁出的小汗珠，都在阳光下闪烁，也是美。有时，撑竿者放开喉咙“吆嗬嗬嗬”地喊叫。我曾好奇地询问，为什么这样喊叫？撑竿者羞涩地说：心里闷呗，不好听是不是？我真挚地回答：好听得很。往往是撑着撑着，老天为之感动，就开始下雨了。

傍河而居的村民们在河边打一口井，井里水位高，打水不用辘轳，至多用钩担钩着水桶，来回摆几下，嘭的就打上来一桶水。等我有力气给姥姥打水，我才知道这样打水是一门技术。我比葫芦画瓢依法炮制，十有八九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在井不深，大人们把一根长些的棍子头上绑个钩子，三下两下就把桶捞了上来，还帮我打好另一桶水。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总是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如同对自然的敬畏一样。他们一边打捞一边戏谑我：这可不像你写字恁费劲，得使巧劲。帮我打捞的不是远门的舅舅就是表哥，我也不因他们的戏谑而难堪，心里还有些个得意：我写字才不费劲呢！他们给我出了个主意，在钩担钩子拴一截细绳子，打水时把绳子扎上，水桶就再也不掉了。也是三年灾害时，猪头崖上的山泉不旺了，由哗啦啦直泻变成汨汨地流淌，后又变成卟卟嗒嗒的水滴，后来就干枯了。小河也慢慢枯竭了，再也不能欣赏撑撑竿的图画了。水井的水位下降了，干枯了，村民现在不得不掏钱买水吃。拉水卖水，成了一个新的行当。

五八年大跃进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大自然以数倍的代价来报复人们。说来也怪，那个大队“左”得很些，大自然的报复也就很些。我没有离开家时，常见到过这样奇异的现象，我们大队一直是方圆左近“左”的试点，雨水也就最少，眼看雨就要来了，结果总是空喜欢一场。附近的人嘲弄说：陈庄人，心不平，周围下，当中晴。害得我们大队几乎年年闹饥荒、饿肚子。又有的人热讽冷嘲地说：得了奖状挂了红旗还用吃饭？

其实，大自然报复的是整个人类，不过是报复“左”报复得更厉害些。我童年时四季分明，一些关于时节的谚语也相当准确：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晚上，必定是淫雨霏霏；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六保准雪打灯；初九不下等十三，十三不下一冬干，一准效应。到什么节令穿什么衣服，提前备着，到时就用得着。哪像现在，冬天里夹杂着个夏天，秋天里冒出个冬天，一切都没个准儿。

想起老家办的中专学校，我倒是希望，一定增加一门环保课，先不说什么太空臭氧层、工业污染那样的大道理，就讲讲当地生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和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直接，让后辈子弟从小就树立牢固的环保意识，具备环保的基本知识，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千万别像父辈祖辈那样，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