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国史

对待国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呢？此文告诉大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跟随学校辗转大半个中国，迁移到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新成立的西南联大。一路颠沛流离，满眼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他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万一中国不幸战败，作为一名学者，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以激励复兴之心。

在这为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使命感的激励下，1939年6月，《国史大纲》完稿。

该书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扎实细致的考据和丰富多彩的创见，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高校通用的国史讲义，一举奠定了钱穆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

　　精英主义视角

这部著作以通史眼光，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论大概情况，而后分章详论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经济、军事、时代特貌等。“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在这部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中，作者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例如他认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是士人的是否责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与帝王私家的内廷相抗衡;而评判一个社会是否还有希望，能不能抵御诸如外族侵略、自然灾难的破坏，就看其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虎虎有生气。由此可看出国家危难之际，他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

　文化自救思想

钱穆的高足余英时认为，其师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钱穆自已也承认：“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他认为文化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学术兴则国运兴，学术衰则国亡，“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国家之生命就得长存者”。

他强调民族国家的前途不是须待外求，而是“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钱穆后来将之概括为文化自救思想。

　　温情敬意态度

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国人的文化自信渐渐减退。正如钱穆所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化制度全都落后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狂飙突进中，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不免有些偏激，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